牛小散毛主席向陈独秀提出3个条件，同意便恢复党籍，陈：只能做到两条

1937年11月底，延安的清晨格外寒凉，窑洞里却议论正酣。几位负责外联的年轻干部一边烤火一边交换信息，其中一句话最引人注意：“陈独秀若是点头，或许还能回到咱们党里来。”那一刻，时局动荡、国共再度合作的背景，为一段久未落幕的恩怨提供了新的转机。

倒回到1915年，《新青年》横空出世。其时，二十二岁的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埋头苦读，隔着千山万水，被那本杂志上一股掀桌子的劲头深深吸引。他说自己“像被雷打了一下”，原本敬仰的康梁风采，竟被陈独秀、胡适的新思想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。思想的火种，就是在那一页页铅字中点燃。

1918年冬，毛泽东受李大钊之邀到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，月薪八块。书库里灰尘厚得呛人，但也让他读到了更多陈独秀的文稿。后来在上海，毛与陈有过一次长谈——地点是武康路的一间书斋，窗外梧桐沙沙作响。陈独秀谈及“劳动者的解放必须靠自己”，毛沉默许久，只留下六个字：“这话记一辈子。”他后来回忆，那一夜为自己的人生“拨转了航向”。

然而，革命之路没有永恒的平顺。1927年，“四一二”枪声划破夜空，蒋介石突然清党，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乱刀分尸。陈独秀痛失长子，旋即提出退出国民党，结果被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断然否决。内外交困中，他选择了辞去总书记职务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党内对他的指责渐起，“右倾机会主义”标签贴得严实，昔日“总司令”渐被孤立。

次年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井冈山的枪火中露出雏形；同一时间，陈独秀却因反对斯大林路线而被开除党籍，随即卷入口诛笔伐的漩涡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1932年10月，他在上海公共租界落网，被国民党法庭以“危害民国”罪判刑13年。胡适、傅斯年四处求情；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爱因斯坦也发电报给南京政府，但都换不来蒋介石的丝毫松口。

牢中的五年并未磨灭陈独秀的倔强。他给友人写信：“身之毁誉，事之成败，皆浮云耳。”1937年夏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国共再度携手，蒋介石需要减轻国内压力，陈独秀得以提前出狱。刚踏出监门，叶剑英和博古就奉命登门，与之促膝长谈。两位特使带来毛主席的口信：只要答应三件事，中央可以考虑恢复党籍。

对话简单却锋利。“第一，支持中国共产党；第二，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；第三，承认托派立场是错误。”叶剑英掷地有声。陈独秀捋着花白胡须，沉吟良久，只回了一句：“前两条没问题，第三条，我实在说不出口。”

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帽子，陈独秀始终视为理论探讨而非罪状。他自认为走的是“另一条救国之路”，无法开口“认错”。后来，他派出学生罗汉赴延安，想再斡旋一次。毛主席听完汇报，只说：“可以谈，别把门关死。”这句话透露出几分惋惜，也留下了一线希望。

然而，希望最终被人为按下。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后，奉行“反托”路线，坚决抵制“托陈”回归。他指责陈独秀“暗通日本”，甚至搬来“苏联肃托”的那套说法。延安内部意见一时分化，恢复党籍的提议被搁置。此间，毛主席对身边人说过一句：“中国的托派和苏联情形不同，可惜啊。”

就在同一时期，蒋介石亦嗅到机会。他派人与陈联络，愿出资助其另立旗帜。陈的回答很直白：“蒋介石杀我二子，我若与之合流，枉为人父！”于公于私，他都不愿成他人筹码。拒绝之后，陈独秀迁往四川江津，在嘉陵江畔的青砖小院中度日，以捉笔翻译《希腊史》《柏拉图选》排遣孤寂。偶尔有人探望，他仍不改犀利，“革命是件沉重的事，不能靠恳求他人原谅来完成。”

1940年后，王明路线遭批评，毛主席重掌全局。周恩来特意托李克农带话，希望陈独秀若身体允许，可北上共商抗战大计。陈却摇头：“风烛残年，能写完几页书便足矣，何苦再跑一趟。”那年冬天，他已是高血压、脚气病缠身，行走都要拄拐。

1942年5月12日，江津暴雨连绵，屋瓦滴水。陈独秀因服用带霉斑的蚕豆花泡茶而中毒。15天里，他始终硬撑着校对《柏拉图》第三卷稿纸，护士劝他休息，他摆手：“趁脑子还清醒，把字校完。”27日凌晨，窗外雨停，他却永远阖上了眼，享年63岁。